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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的“穷官”哲学

  • 来源:
  • 发布时间:2015-11-24

        曾国藩为晚清中兴名臣,后世评价他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,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”。纵观曾国藩为官,“穷”是其一大特色:十年北漂,年年借贷度日,“哭穷”始终是其家书一大主题;30多岁荣登高位后,连回湖南老家的路费都筹不起;入阁拜相、位极人臣,还是买不起房。“穷官”曾国藩,可谓晚清官场一大异类,然而其“穷官”哲学确有可供借鉴之处。

在信仰上,固穷是立志之本。在涟滨书院就读时,受山长刘元堂的影响,曾国藩痛下决心,把“内圣外王”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、修身养性之本,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:“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;不问收获,只问耕耘。”曾国藩将“君子固穷”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,他在家书中写道:“淡者,崇德之基也。勤者,建业之本也。古珲无富贵之圣贤,无宴逸之豪杰。”他认为,“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,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”。曾国藩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,“养活一团春意思,撑起两根穷骨头”,意思是说只要人的信念还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,保持这种旺盛的生机已使我们在道义和灵魂上足够充裕了,物质上的贫困又算得了什么呢?他又说,“受不得穷,立不得品;受不得屈,做不得事”,依曾国藩看来,是否受得了穷,和一个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着巨大的联系,固穷是一个人立志的重要内容。

在仕途上,固穷是保身之道。与曾国藩同时代的穆彰阿、肃顺二权臣,贪鄙成性,一个丢官罢爵,一个被抄家灭族,但同为权臣的曾国藩得以善终。一般人以为曾国藩在晚清政坛十年九升,30多岁跃居“副部级”,且屹立三朝不倒,要学应该学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。但是,曾国藩的做官技巧到底是什么?曾国藩自己认为,他做官的根本以及做官最大的技巧就一个字,穷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曾国藩升授翰林院侍讲、詹事府行走,升官当天他在《过隙影》中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当官以不爱钱为本,只要坚守一个‘廉’字,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,天也能谅。”曾国藩的“穷官”哲学源于强烈的慎终意识。他在家书中写道,“有福不可尽享,非望之福,祸必继之”,“凡有盛必有衰,不可不预为之计”。正是这种“穷官”哲学,使得曾国藩在仕途上虽挫折不断,但最终能功成身退,成就一生之名。

在生活上,固穷是养德之基。曾国藩生活简朴,住不尚奢,衣不尚新,食不尚精,“人宜减者决减之,钱宜省者决省之”,可谓官场“苦行僧”。他每餐只吃一个蔬菜,决不多设,人称“一品宰相”。他衣服上常有补丁,而立之年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,穿了三十年,还如新衣一样。晚年位高名重,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。他的弟弟建了一栋新屋,他到后大不高兴,写信责问弟弟。他一生与官场世俗文法斗争,不收红包,不喝花酒,偶尔收取下属礼物必须以等值礼品回赠,出行不要求下属迎来送往、供应食宿。曾国藩以廉著称于世,被后世誉为道德修养的楷模,连与其有瑜亮情结的左宗棠也不禁称赞他,“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也”。

在治家上,固穷是传家之宝。曾国藩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说,“天下官宦之家,多只一代享用便尽,其子孙始而骄佚,继而流荡,终而沟壑,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”,“凡家道持久者,不恃一时之官爵,而恃长远之家规,不恃一二人之骤发,而恃大众之维持”。他以做官发财留子孙为极可耻之事,认为子孙“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愚而多财,则益其过”,终生未做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之事。曾国藩注重子女教育,堪称官员家庭教育的典范。其家书中几乎一半都有他以勤俭入手教育子女如何生活的内容,他认为子女“艰苦则筋骨渐强,娇养则精力愈弱”。在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他说,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,余不愿为大官,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”。他不允许子女骑马坐轿,穿华丽的衣服,以防助长子女骄惰之气。正是这种“穷”教育使得曾氏一族五代人才辈出,成为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佳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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