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为晚清中兴名臣，后世评价他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”。纵观曾国藩为官，“穷”是其一大特色：十年北漂，年年借贷度日，“哭穷”始终是其家书一大主题；30多岁荣登高位后，连回湖南老家的路费都筹不起；入阁拜相、位极人臣，还是买不起房。“穷官”曾国藩，可谓晚清官场一大异类，然而其“穷官”哲学确有可供借鉴之处。

在信仰上，固穷是立志之本。在涟滨书院就读时，受山长刘元堂的影响，曾国藩痛下决心，把“内圣外王”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、修身养性之本，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：“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；不问收获，只问耕耘。”曾国藩将“君子固穷”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，他在家书中写道：“淡者，崇德之基也。勤者，建业之本也。古珲无富贵之圣贤，无宴逸之豪杰。”他认为，“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”。曾国藩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，“养活一团春意思，撑起两根穷骨头”，意思是说只要人的信念还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，保持这种旺盛的生机已使我们在道义和灵魂上足够充裕了，物质上的贫困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又说，“受不得穷，立不得品；受不得屈，做不得事”，依曾国藩看来，是否受得了穷，和一个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着巨大的联系，固穷是一个人立志的重要内容。

在仕途上，固穷是保身之道。与曾国藩同时代的穆彰阿、肃顺二权臣，贪鄙成性，一个丢官罢爵，一个被抄家灭族，但同为权臣的曾国藩得以善终。一般人以为曾国藩在晚清政坛十年九升，30多岁跃居“副部级”，且屹立三朝不倒，要学应该学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。但是，曾国藩的做官技巧到底是什么？曾国藩自己认为，他做官的根本以及做官最大的技巧就一个字，穷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曾国藩升授翰林院侍讲、詹事府行走，升官当天他在《过隙影》中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当官以不爱钱为本，只要坚守一个‘廉’字，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，天也能谅。”曾国藩的“穷官”哲学源于强烈的慎终意识。他在家书中写道，“有福不可尽享，非望之福，祸必继之”，“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预为之计”。正是这种“穷官”哲学，使得曾国藩在仕途上虽挫折不断，但最终能功成身退，成就一生之名。

在生活上，固穷是养德之基。曾国藩生活简朴，住不尚奢，衣不尚新，食不尚精，“人宜减者决减之，钱宜省者决省之”，可谓官场“苦行僧”。他每餐只吃一个蔬菜，决不多设，人称“一品宰相”。他衣服上常有补丁，而立之年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，穿了三十年，还如新衣一样。晚年位高名重，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。他的弟弟建了一栋新屋，他听到后大不高兴，写信责问弟弟。他一生与官场世俗文法斗争，不收红包，不喝花酒，偶尔收取下属礼物必须以等值礼品回赠，出行不要求下属迎来送往、供应食宿。曾国藩以廉著称于世，被后世誉为道德修养的楷模，连与其有瑜亮情结的左宗棠也不禁称赞他，“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也”。

在治家上，固穷是传家之宝。曾国藩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说，“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尽，其子孙始而骄佚，继而流荡，终而沟壑，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”，“凡家道持久者，不恃一时之官爵，而恃长远之家规，不恃一二人之骤发，而恃大众之维持”。他以做官发财留子孙为极可耻之事，认为子孙“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”，终生未做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之事。曾国藩注重子女教育，堪称官员家庭教育的典范。其家书中几乎一半都有他以勤俭入手教育子女如何生活的内容，他认为子女“艰苦则筋骨渐强，娇养则精力愈弱”。在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他说，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”。他不允许子女骑马坐轿，穿华丽的衣服，以防助长子女骄惰之气。正是这种“穷”教育使得曾氏一族五代人才辈出，成为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佳话。